神骰传说

此外，地方立法的执行性是相对于创制性而言的，一般而言，地方立法要么是根据地方实际创制性地制定上位法所没有规定的法律规范，要么是根据地方实际制定具体的执行上位法的规范。

在治安维护方面，公安机关由于历史原因所拥有的特殊行政处罚权，应当继续受到压缩和限制，使这一公共处罚领域逐渐消失，相关的处罚权逐步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其次，公安机关所承担的户籍管理职能，应当整体移交给其他国家机关。

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当地政府甚至故意降低公安机关的财政拨款幅度，为公安机关设立罚款指标，而公安机关层层加码，为办案警察设置罚没款指标，并将其作为考核奖励和晋升的主要依据。之所以设置这种回避制度，就是因为办案人员一旦与案件发生利害关系，就失去了基本的中立性和超然性，有可能为了一己之私利而错误地认定事实，扭曲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甚至有可能故意制造冤假错案。[10]参见中共公安部党委：《改革开放30年公安工作的光辉历程》，载《公安教育》2009年第1期。根据公安机关的性质，省级公安机关应当负责对全省范围内公安工作的统一领导，对于地市级和县级公安机关的人、财、物确立省级统一管理的机制。可以考虑将户籍管理职能分成两大板块：一是普通户籍管理，交由民政部门加以管理。

[13]参见蔡如鹏：《机构改革方案解读：一场前所未有的整合》，载《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1期。【注释】 [1]参见李欣《侦审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侦查与预审制度调整与运行状况的考察》，载《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目标化指引是引导民间规范配合地方立法完成某些社会治理目标，克服民间规范自发生长的盲目性。

[7]千叶正士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法律是由三个结构层次组成：法律原理、官方法和非官方法，它们构成了一个国家现行法律的整体结构。地方立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位阶较低，大部分地方立法在法律适用上处于最低层次，这导致其很少得到适用而成为纸面上的法。[5](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并且，人们又在不断地重复博弈中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循环往复方式，修改和创造出新的博弈规则。

[55]参见许俊伦：地方立法的特征，《法律科学》1996年第5期，第24-25页。转化需要对民间规范进行价值衡量和合法性评判，因而比认可需要更高超的立法技术。

地方立法的任务必须是解决地方问题。我国《立法法》(第七十三条)直接以地方性来描述地方人大立法(地方性法规)，并将其作为该类地方立法权的一个限定条件(地方性事务)。相互关系的行为模式需要规范：惯例被转变为习惯，习惯最终又被转变为法律。但是，相对于纯粹的法理学，法人类学和法社会学的考察毕竟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

个人几乎像遗传的本能那样无意识地习惯于遵从习得的规则，遵从习得的规则逐渐替代了本能，由于二者的决定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以至于很难将二者严格区分。[77]即使是罗马法典这样的伟大法典，它也只是把罗马人的现存习惯表述于文字中。二、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可能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具有融合发展的逻辑基础，并不意味着二者就一定能融合发展。法社会学的考察，则通过白描的方式指出民间规范在形成与运作机制上与官方法律的一致性。

从规范法学立场出发，民间规范正是以其形成方式、效力范围、实施机制等方面的社群性与法律规范的国家性区分开来的。属于法律规范系统的地方立法在事实上最容易与民间规范发生关联，但二者同时也因此是最容易对立的。

[84] 二是经由主体选择的补充，即民间社会主体在包括地方立法在内的法律和民间规范之间自主选择，适用民间规范，从而实现与地方立法所意欲达到一致的地方治理秩序。例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参考行业惯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和公序良俗等，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79]王林敏：法学向度的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28页。[58] (一)民间规范守成，地方立法创新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的首要障碍，来自于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规范发展倾向：民间规范倾向于守成，地方立法却倾向于创新。[42]谈萧：《中国商会治理规则变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284、298页。[16]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对立孕育着二者的融合基础，这是二者对自身的扬弃，通过否定的融合，二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能够实现自我升华。法社会学的考察表明，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有着相似甚至相同的制定程序和执行机制，在合宪性和有效性上能够建立起勾连。[83]所谓团体自治是指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团体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

这一地方立法旨在劝导民间社会改造烟花爆竹燃放习俗，以安全环保的产品替代危险及污染环境的烟花爆竹。[11]民间规范作为独立于包括地方立法在内的国家制定法的一种规范系统，即使不借助法律多元理论，在规范法学立场上，也是能够得到证明的。

[25](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法社会学者和法人类学者很早就通过法律多元理论将法律分成不同的子系统予以考察。

所谓地方立法的固有性，是指相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地方立法更注重选取固有法作为法源的特性，而较少有继受法或移植法的特性。这一地方立法否定了订婚程序的法律效力，通过否定性的法律评价规训民间慎用订婚习俗。

地方立法，尤其是单一制国家的地方立法，则必须向上看，强调根据上位法来制定规范，执行性地方立法的直接依据是上位法，创制性地方立法亦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或相抵触。在1050年和1150年之间，商法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实际上也变得更加客观、准确，而较少任意、模糊。[27]语出《论语•子路第十三》，参见[宋]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67页。(二)统一基础：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同构 将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视为两种规范系统，很容易得出二者是平行与自治的关系的结论。

[72]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14-15, p.319. [73]伯尔曼，见前注[53]，第663、665页。而民间规范在补充地方立法的疏漏、促成地方立法发挥节制美德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在地方治理中的定位和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

这一规定为民族风俗习惯调整旅游关系提供了地方性法规依据，是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授权性认可。[28]和是有差别的对立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同则是不包含差别的事物之间的绝对统一。

而民间规范传承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传承一定区域内的固有文化和传统文化，由此就与地方立法的固有性是吻合的。[35]地方立法比中央立法更懂得利用地方性知识，而民间规范基于其社群性，又比地方立法更接近地方性知识，这为二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民间规范自发，地方立法却建构。在实践中，渐进理性所形成的经验成果与建构理性的设计与规划一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能克服理性的主观性和抽象性、片面性，又能丰富、肯定或否定经验。因为民间规范的经验性是对较长历史时段内已有行为模式的反复运用，执行性地方立法对其予以吸收，一般不会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注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取缔式规训意在革除陋俗，规制程度最强。[8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01页。

[9]参见(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1页。[10]也就是说，在新分析实证主义看来，规范法学只是在法律概念意义上不承认制定法以外的法律多元，在法律渊源和法律方法意义上，规范法学从来不否认规范多元，因此，法律多元不过是规范多元的一种。

有学者认为，团体自治权在我国属于宪法未列举权利，是由宪法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加以保障的宪法权利。对于市场监管、行业管理、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地方立法，必须经过相应的商事习惯、行业规范、社区公约等民间规范的调查程序。